我们该如何思考“文明”？ - 北京新闻

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近东”这一模糊的地理概念涵盖了人类古代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然而，“近东”是一个具有典型中西方历史观和文明划分论特征的概念。随着现代西方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异国情调”和“神秘化”，这些古老文明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似乎被淡化或遗忘了。这种以多样性论为基础的文明观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文明关系的认识，我们已经习惯于在此基础上思考不同文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冲突。通过对人们最早建立城邦、纪念碑和崇拜神灵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建立日常生活的考古分析，大卫·昂格罗（David Ungro）是该大学的比较考古学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着有《文明的黎明》，审视国家或地区的兴衰，引导我们回到历史的根源重新生活”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文明”？仍取自《奥德修斯》（2013）。张炼撰文《文明的黎明：早期文明的历史启示》 作者：【英】大卫·温格罗 译者：蔡琼华 版本：中信出版社 8 月2025年，复杂的“文明”研究可能是考古学诞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之一，许多相关的历史叙述在当时的需求下诞生，经过不断的分析和重构，“文明”一词被赋予了极其复杂的含义，甚至逐渐成为现代性下人类社会所有“伟大”成就的集体代名词。在他的书中创造文明？ （是什么造就了文明？）它实际上是在“创造新的神”（结论，第 170 页）。文明已经超越了人类历史的实践，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类理想或价值追求。由于时间、空间、国度的参与，诞生了以文化为实体的各种文明主体。对于直接接触零散历史的考古学家来说，我们往往很难从具体而微观的结合工作中想象出一个好的发展叙事。虽然早期的考古学是由这样的叙事主导的，但在20世纪中叶，如果积累了足够多的反映历史细节和多样性的物质材料，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文明视角对考古学来说并没有有效的分析。因此，流行的新进化论直接将文明定义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新发明的“复杂”概念“社会存在”虽然定义明确，但范围同样模糊，成为大量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切入点。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很少有考古学家愿意对“文明”进行复杂的讨论。温格罗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无意中指出了当代“文明”讨论中附带的意识形态的有害之处：线性进化论和目的论。理论、西方的中心主义以及文化和文化的重要性。在温格罗看来，古代近东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被塑造为“文明的摇篮”和“暴虐的东方”，这在现代欧洲的“发现”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是欧洲自身摆脱“旧制度”并通过“神圣亲属”等特征构建现代身份的过程的反映。古代近东、现代西方社会已经确认了自己的“发展”和“文明”。博物馆的陈列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把原本具有特定权力语境和神圣意义的东方文化关系从其原有的语境中切入，转化为可供公众随意“凝视”的内容，从而进一步构建了多元化的历史叙事。在此背景下，孕育了原始文明却变得“腐烂”的近东自然要被“强大”的西方占领，并由后者提供“保护”。这种近代所强调的二元对立还可以继续出现：闪米特人与印欧人、定居农民与游牧工人、穆斯林与基督徒……在这种背景下，很难不让人想起“文明的冲突”。文明的想象现代西方的语境已经形成。剧照《奥德修斯》（2013）。然而，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对概念的分析和调查并不一定是批评温格罗的合适工具。相反，他更大的努力是试图在当今丰富的考古研究基础上改写文明发展的历史，打破其之下的虚假神殿，恢复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真正价值。或许只有这样，“文明”的概念才能“找回本源”。 《边锋》的发展很好地运用了莫斯的文明观（第一章），将文明重新定义为“互借”的结果，并力求将历史本质还原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文明是通过特定的人类互动（区域/跨区域交流）和实践（日常生活）表达的一套抽象价值体系（序言，第26页）。换句话说，文明虽然是绝对的道的概念，需要通过现实的物质载体来呈现。另一方面，文明的自我表达往往要通过“拒绝借钱”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时期对中国制度的认可必须通过对“发左褶”等物质载体的抵制来表达。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理解文明并不意味着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技能过程都结合到这个概念下，而是强调文明必须依赖的事实基础。人类社会的史前阶段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这个基础。它是在地域人民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所接受的以社区和村庄为单位构建的传播网络中慢慢形成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并最终在古典时期成熟，并在我们所熟悉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变化。还是“埃及”（2005）。在温格罗撰写的文明发展史中，核心是古代近东，这几乎是最早受到关注、研究最深入的文明之一。它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空间往往是近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对于昂格洛特来说，它也是近东的中介地位，使其成为旧世界普遍文明发展的“中间人”，连接着真正促进社会进化的各种要素。青金石、金属冶炼、烹饪技术……远距离的物质和文化塑造了一个更广阔的“文明的大锅”（文明的大锅），看似独立的文明实际上在交流的火光下团结在一起。它们实际上都是紧密相连的文明交流网络的一部分。具有网络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silver作为铜的等价物，锡作为铜的原料。它们的起源位于近东的东侧和西侧。正是近东的中间人创造了各自的稀缺性和需求，让商业流通得以形成，从而塑造了他们对整个网络的文化诠释。在此基础上，近东自身特有的商业文化体系也得到发展，诞生了以印章、印章、令牌、楔形文字为标志的商业文化体系（第五、六章）。考古学家喜欢陶器的形象，因为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容器和与之相关的食物系统。然而，Ungrot 并没有停留在描述物质交换上。他接着说，这些交流本质上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交流，而是深深植根于宗教和宇宙论的背景下。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神庙中的神像创作依赖于来自遥远地方的珍贵材料es，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经常被描述为“野蛮”。对宇宙学和商业的夺取揭示了早期文明的一个根本悖论：一方面，他们通过独特的宗教习俗强调其文化上的特殊性和神圣起源；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独特的宗教实践来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和神圣的起源；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独特的宗教实践来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和神圣的起源。另一方面，它们神圣性的构建也离不开物质和知识在广阔地域的流动。因为奇异事物的奥秘是创造诸神未知状态的必要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意识形态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逐利欲望相对应，为商业传播网络的流动提供了动力（第七章）。诞生于这种文化体系的王权因此在世俗民众与魔法世界之间发挥着主要的中介作用（第八章）。对“文明”的反思其规模是有限的。 Ungrot在《文明黎明》中展开的宏大叙事可能有几个选择，或者放弃很多细节，或者可能值得衡量。例如，它对精英交流的强调可能会削弱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而且，我们很难真正相信，在青铜时代存在着庞大的“掠夺精英”，他们互相“冒犯”，试图通过贸易连接世界（第6章，第78页）。此外，关于“文明”本身的确切定义，温格罗也更具操作性地运用了莫斯的框架，而没有陷入无休止的概念争论。虽然保证了提高讨论的流畅性，但也会让期待精确定义的读者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文明的黎明》无疑是一部很有启发性的作品。 Unglot成功地将考古学从专业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并参与有关文明本质、文化交流和文明本质的关键讨论。当代身份。对于“文明”这个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现代思想中心概念，考古学确实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不能仅限于提供构建总体历史叙事的零碎“知识”，而是需要考古学家自己构建。考虑到规模，考古学的优势在两端都可以找到。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处理最频繁的历史细节，常常从最宏观的普遍角度来审视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考古学试图通过对物质遗存的全景展示来还原历史，这也凸显了我们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对完整性和物质性的更自觉的认识。考虑到社会的参与，现代考古学当然是以深厚的现场技能作为学科的基础。毫无疑问，考古学可以提供大学价值并阐明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和反思。还是《埃及》（2005）。安格罗特比其他考古学家更多地走这条路。在《文明的黎明》中，他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文明”从神殿中的拉扯，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额外的思考：文明的出现创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允许商品的“非个人”流通（第5章，第75页）；无意识地认为，锄地和破坏之所以猖獗，是因为文明必须创造需求（第六章），等等。这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话题，我在这里无法详细阐述。但考古学家至少应该欣赏叙事和反思的尝试和能力。其他考古学家尝试过什么？至于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人创造自己），最近的伊恩·霍德（Ian Hodder）（我们要去哪里？）和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采集者、农民和化石燃料）。他们对文明的反思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了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但遗憾的是，即使在考古学家的文明记述中，中国考古和史前文明的数字也远远不符合其规模之大与现实。如今中国考古研究正式进入“金时代”，改变现状无疑是中国考古学家需要完成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希望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对文明的记述和反思能够真正有助于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说了这么多，我们如何看待“文明”呢？ 《文明的黎明》至少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结论：文明不应该被视为“新神”。真正的文明需要我们在历史和实践中检验。作者/编者 张炼/校对 尚崇明/赵琳